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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资讯 > 毛泽东喜爱李商隐之研究(二)

    三、一点思考
    1、问题的提出
   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涉猎广,揣摩深,造诣高。李商隐是唐代重要诗人,毛泽东阅读、吸纳他的作品,顺理成章。然非所有唐代重要诗人毛泽东都喜爱,如杜甫,毛泽东阅读吸纳其作品不少,但他1957年明确说:“杜甫的诗有好的,大多数并不怎么样。”又说对杜甫“不甚喜爱”。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:“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,杜甫、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,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,搞点幻想。”这就把杜、白和“三李”区别开来。毛泽东对“三李”诗表现出一种偏爱,一种特别的兴趣。
    “三李”虽同属“搞点幻想”的诗人,但诗境各有不同。“三李”中,李白诗境较阔大,刚质最多,与毛泽东诗词风格最接近;李贺次之;而李商隐诗境较沉婉内敛,与毛泽东最不接近。当代学者、作家王蒙指出,李商隐诗中描写的雨大都是细雨、冷雨、晚雨,给人的主观感受一是漂泊感,二是阻隔感,三是迷离,四是忧伤,并指出:“李商隐的诗中当然没有毛泽东的‘大雨落幽燕,白浪滔天’与‘热风吹雨洒江天’。”毛泽东在“心情苍凉”时写的“烟雨莽苍苍,龟蛇锁大江”之“雨”,也比义山比较积极的“飒飒东风细雨来,芙蓉塘外有轻雷”之“雨”诗境阔大、格调雄浑。除去时代、历史因素,毛泽东的个性、处世态度与李商隐相比差距更大,积极与消极,争强与柔弱,对比分明,是“三李”中差距最大的。毛泽东之与李商隐,一方面是强烈反差,一方面又有偏爱,有强烈吸引。如何看待这个现象?两者相通之处在哪里,“灵犀”在哪里?这就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毛泽东的阅读心理,另一个是李商隐诗歌的魅力。
    2、关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
    (1)阅读心理“经常有对立的成分”
    1957年8月1日,毛泽东反复咀嚼范仲淹《苏幕遮》和《渔家傲》两词后写道:“词有婉约豪放两派,各有兴会,应当兼读。读婉约派久了,厌倦了,要改读豪放派。豪放派读久了,又厌倦了,应当改读婉约派。我的兴趣偏于豪放,不废婉约。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。范仲淹的上两首,界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,可算中间派吧;但基本上仍属婉约,既苍凉又优美,使人不厌读。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,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,读久了,都令人厌倦的。人的心情是复杂的,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。所谓复杂,就是对立统一。人的心情,经常有对立的成分,不是单一的,是可以分析的。词的婉约豪放两派,在一个人读起来,有时喜欢前者,有时喜欢后者,就是一例。睡不着,哼范词,写了这些。”毛泽东对这段文字郑重视之,特别嘱咐要女儿李讷也看一看。
    一位诗风以刚健豪放为主的诗人,会不会喜爱一位诗风以沉婉内敛为主的诗人的作品?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代表人物,会不会喜爱一位以写个人情怀为主的古典诗人?毛泽东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。毛泽东的“兼读”主张,既谈了他的阅读心理,即有时需要调整一下口味,也强调了他的艺术鉴赏标准。只要是优秀的作品,例如达到了“苍凉又优美”的诗界,即使“基本仍属婉约”,都“使人不厌读”。对一个诗人“不厌读”的作品多了,就会形成喜爱心理,这里理当包括李商隐。
    (2)在高水平鉴赏家那里,艺术性和风格十分重要。
    毛泽东这段话,也是一位高水准鉴赏家的阅读体会。诚然,人的心理是复杂的,人的生存样式各种各样。万象纳于人心,心生万象,人的心理复杂性和生存样式的复杂性,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复杂性,决定了作品样式的多样性。好的作家、诗人总能准确深刻地捕捉到、精妙生动地描写出人的心理和生活面貌的复杂性。达到这水准的作品是优秀的经典作品,创造出这些作品的人是文学大师。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的思路,姑且把人的文学心理分为浪漫型与现实型,那么毛泽东与李商隐大致可属于偏于浪漫类型。浪漫型的诗人更关注于人的精神世界。当李商隐把自己的心灵活动用文学手段生动精妙地表达出来,并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相契合,便会产生共鸣。共鸣处越多,两心撞击得越强烈,两心契合的越密切,毛泽东就越会激赏李商隐作品,由之喜爱李商隐。诗境的阔窄,诗意的豪放与婉约,诗人气质的刚与柔、处世态度的消极与积极,这些差别,在文学造诣较高的鉴赏者那里,总是低于艺术性。越是好的鉴赏家,越能深刻参悟人生复杂性,越能理解艺术复杂性,越能领略艺术样式的多样性。只要诗人在鉴赏家关注的领域发现发掘了新鲜的动人的情感,即使不甚合自己人生旨趣,仍然能被打动心弦。
    心弦拨动之后,是咀嚼,是绕梁三日,是联想生发,是借鉴吸纳。不同气质诗人之间的借鉴吸纳,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。如毛泽东把李商隐的“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相思一寸灰”化为“春心乐于花争发,与君一赏一陶然”,转无望沉沦为积极乐生;如把《贾生》引发为《七绝•贾谊》,加入刚健豪迈之气。当然,不同风格的诗人之间也有借鉴吸纳,如毛泽东改杜甫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之三,也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。
    (3)毛泽东和李商隐对于探究人的心灵有共同关注。
    文学是人学,是作家、诗人对人生样式,特别是对人的心灵探究的一种逼近“宇宙”、逼近“大道”的努力。李商隐作品一大特色,是对于人心灵的探究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,对汉语言美感发掘和汉字运用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。李商隐有些抒情诗,虽思想消沉,甚至颓废,但在艺术性上,尤其在探究与描写人心灵世界上,如“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”,如“梦为远别啼难唤,书被催成墨未浓”,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等等,都堪为绝妙佳句。细雨、冷雨、晚雨,一旦化作艺术力量,在艺术知音的心灵世界,便会“江海翻波浪”。
    毛泽东一面是文学造诣深、文学创作有实绩的鉴赏者,一面是充分关注人的思想灵魂的革命家、政治家。众所周知,毛泽东是最重视人的思想工作的政治领袖之一,也是最善于把文学作品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领袖之一。1959年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,就曾引无名氏《咏疟疾》和枚乘的《七发》,劝其改造灵魂深处思想。作为比较透彻了解中国国民心理、尤其是中国文人心理的毛泽东,他感知并赞赏李商隐作品的艺术魅力,也很自然。
    (4)从政治上考察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现象,也有意义。
    毛泽东是新中国政治领袖,他爱读“三李”一事,在他生前虽未正式发表,却广为流传,也不曾受到任何正式的阻止和纠正。在文革时期,它实际上多少缓解与校正了当时极左的文艺潮流。这是有趣的文学现象,也是有趣的政治现象。如果我们暂且粗略地从诗人总体上套划,李白是偏于豪放的,李贺是介于豪放、婉约之间的,李商隐是偏于婉约的,那么就会发现,毛泽东喜爱“三李”,与上引毛泽东自述的阅读体会,思路上有相通之处。这段阅读体会,也未曾在毛泽东生前正式发表,但它是毛泽东写给后来参与国家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个人的(这个人没有在后来的文艺工作中领会和执行这个思路,是另外一个问题)。毛泽东在1956年春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的文艺方针,也与这段阅读体会思路相通。毛泽东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57年8月1日,57年6、7月份全国大规模反右运动达到高潮,毛泽东在反右高潮之后写这段主张兼读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字,特别耐人寻味。它至少表明,毛泽东仍然在沿着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的思路在深化思考。在政治思潮上出现反弹后,毛泽东是否有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上重申“双百”方针的想法呢?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:“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,杜甫、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,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,搞点幻想。”毛泽东扬“三李”抑杜、白,更是在明确倡导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文学。因此,从政治上讲,从研究毛泽东,从研究新中国文艺史角度讲,关注与研究毛泽东喜爱“三李”,喜爱李商隐,也有意义。当然,我们还不能把毛泽东的个人喜爱,把他未正式发表的意见,和他正式发表的意见等同看待。正式发表的意见带有政治考虑、全局考虑。个人喜爱对他的正式意见有影响,但毕竟个人因素占得多一点,只是他政治生活之余的一个补充。
    3、关于李商隐诗歌的魅力
  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风格、特点和艺术魅力,前已有述,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。
    一是毛泽东诗词与李商隐诗在艺术某些层面上的相通性。
    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,都很难用“豪放”或“婉约”一个词概括周全。婉约与豪放,偏于豪放、不废婉约,或者偏于婉约、不废豪放,或者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,还可以用别的语汇比如现实与浪漫、积极与消极、传统与现代、写实与象征(例如把李贺归入象征主义或神秘主义诗人一类,似更合适)等等来概括。但文学大师一般不只有一副笔墨。毛泽东所谈“对立统一”,也体现在这里。阅读心理如此,创作心理亦然。不懂婉约的豪放诗人,和不懂豪放的婉约诗人,都不可能成为文学大师,亦不可能成为高明的艺术鉴赏家。此即概括的限制与偏颇。此即所谓“理论是灰色的,艺术之树长青”。倘削足适履,只能说明理论的贫困。对诗人风格的概括只是对诗人整体而言,具体作品又当具体分析,具体作品的具体句子又当具体分析。
    毛泽东的《虞美人•枕上》或恐是偏于婉约的,《蝶恋花•答李淑一》或恐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。《忆秦娥•娄山关》是雄浑豪迈的,但如果把“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”纳入婉约派的诗词中,也未尝不可。当然从整体看,毛泽东诗词偏于豪放。李商隐诗特别是他的一些咏史诗,如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,很难称之为沉婉内敛。又如“不知腐鼠成滋味,猜疑剜雏竟未休”,比之毛泽东诗词,时能使人读出点《念奴娇•鸟儿问答》的味道,甚至能想起《满江红•和郭沫若同志》的某些句子。
    二是李商隐诗歌的丰富性,他的咏史诗展示了另一道风景。
    李商隐还有一副笔墨,就是他的某些咏史诗。李商隐某些咏史诗深沉处往往显出尖锐、泼辣甚至洒脱。“近闻开寿筵,不废用咸英”,“甘露之变”后,文宗帝仍旧使用事变罪臣王涯整定的《咸》、《英》乐曲,李商隐抓住了这个细节。从政治角度分析,它可能是对于皇帝的一种嘲讽,倘若是,够尖酸辛辣;它也可能是对另一种政治信息的捕捉,并把这信息传出去,倘若是,也够聪明敏锐。“地下若逢陈后主,岂宜重问后庭花?”岂不是很浓重的政治关注?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”,不正抓住这一人事问题的要害吗?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",比之李白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,不也相似相通、甚而更有气魄些吗?
    文人在政治场上失意,各有其因。李商隐政治生涯无疑是失败的。在实际政治斗争中,他似显低能,与其咏史诗水准相去甚远。在牛李党争中摇摆,不像是看风使舵,不像是机关算尽太聪明、反算了卿卿性命,不像是脚踏两只船、猎取两派政治资源未遂,更像是稀里糊涂,不知所措。说他生不逢时、命途多舛也罢,说晚唐“萧艾太盛椒兰少”也罢,说他眼高手低也罢,不管怎么说,李商隐的政治见识至少在他的书面语言上,是留下优良记录的。是否“凌云万丈才”另论。书面上的政治财富,也是财富,也有资政价值。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袖,对《有感二首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马嵬》、《贾生》、《韩碑》、《北齐二首》、《隋宫》等读之多遍,关注、欣赏和吸纳他的咏史诗;又如宋代曾任宰相的政治家、诗人王安石反复吟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”,认为“虽老杜无以过”;又如“成事由俭败由奢”,被当代政治家引用来强调廉政问题,这些都证实了其资政价值。
    具有“深度的形象世界”,是李商隐诗歌丰富性的又一体现。王蒙先生评论《红楼梦》,有句话很精彩:“只要是真正的创作家而不仅仅是主体先行的宣传家,他的作品里的形象世界的可阐释性就绝对没有被作者本人所穷尽,越是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就越是这样。”李商隐的即景诗、抒情诗甚至是专门写爱情的诗,被后人引用作政治和社会事业用途的为数可观,乃至家喻户晓。当代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用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培养年轻干部问题。五、六十年代政治批判文章用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比喻境内外坏人声息相通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被广泛用于称颂勤奋敬业的教师,用于写爱情的情形倒少了。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”,被当代用于提倡老年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;“夕阳无限好”也是这样,等等。李商隐诗是一个“有深度的形象世界”,它多种角度的可阐释性,它的“通情”与“通境”特点,充分展现了高度艺术性。
    毛泽东爱读李商隐不是偶然的。这与毛泽东复杂的阅读心理有关,与毛泽东很高的鉴赏眼光有关,与毛泽东创作心理有关,与毛泽东政治实践有关,与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个性特点有关,也与李商隐诗的深刻性、丰富性有关,与李商隐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巨大艺术成就有关。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有大量的阅读,反复的阅读,并且达到喜爱之程度。所谓喜爱,就是灵犀点点通,相通处情思相融。而毛泽东对李商隐诗的引用、化用、改用之妙处,也相生相照,凤翼双飞。诗心相通各不同,鉴赏者由阅读、激赏而浮想联翩,生发无限。不同的鉴赏者有不同的联想,不同的生发。毛泽东由之生发出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,由之获得阅读的精神享受,甚至由之联想到国家的文艺方针,在情理之中。毛泽东爱读李商隐现象,从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角度彰扬了李商隐诗的思想魅力、艺术魅力,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笔文学财富,也是一笔政治财富、思想财富。毛泽东爱读并借鉴吸纳李商隐,也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创作功力。当然,毛泽东阅读、吸纳李商隐作品的情况,喜爱李商隐的原因,毛泽东因之联想生发出来的诗情和思想,由于拙文写者掌握资料有限和水平有限,难以谈清谈透谈全,还有待大方教正,有待进一步探讨。